商品介紹
病菌，是塑造人類歷史的推手，
槍砲、鋼鐵也擋不住這股力量！
「瘧疾」的兇暴，使莊嚴的朝聖之旅，化成疫病的溫床；
「霍亂」的版圖，藉交通便利的無國界化，再展新勢力；
「禽流感」的威脅，迫使高密度畜養的經濟方式，面臨挑戰；
生活在樹上的靈長類遠祖，因跳蚤和體蝨而搔癢不已；初踏上地面的人類祖先，由於大草原瀰漫的昏睡症而病懨懨；開始農耕的文明社群，遭血吸蟲症削弱了整體生產力；歐亞間的經濟貿易，致使天花悄悄跟著商旅隊伍進入新地域；蒙古大軍勢如破竹，將鼠疫散布歐亞大陸；西方帝國靠著無心傳染的天花，達成了殖民野心；工業革命帶來的交通躍進，更是讓全球成為疾病大鎔爐。
麥克尼爾以編年的手法，從史前時代至本世紀前半，詳實探討傳染病如何肆虐歐洲、亞洲、非洲等文明發源地，而這些疾病又如何形塑不同文明的特色。《瘟疫與人》為讀者揭示一幕幕條分縷析、鉅細靡遺的傳染病與文明交融史。二十一世紀的我們，是否能靠著現代公共衛生技術，而讓文明不再受傳染病影響呢？《瘟疫與人》一書中有最好的解答！
作者介紹
麥克尼爾 William H. McNeill
1947年於康乃爾大學博士畢業後，即任教於芝加哥大學，教職生涯長達四十年。麥克尼爾的史學著作產量豐富，目前翻譯成繁體中文的作品有《世界史》、《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》、《歐洲歷史的塑造》、與兒子勞勃・麥克尼爾（Robert McNeill）合著的作品《文明之網》，以及《瘟疫與人》。
麥克尼爾向來擅長以分析眼光，細數宏大歷史長河中的點點滴滴。他的《西方的興起》曾榮獲1964年美國國家圖書獎。《瘟疫與人》是麥克尼爾融合流行病學史與人類文明史的代表作，受這種新史觀影響的著名作品，即有《槍砲、病菌與鋼鐵》。
麥克尼爾於1996年獲頒歐洲重要的獎項──伊拉斯謨獎（Erasmus Prize），以表彰他在世界史上的貢獻；2009年榮獲美國人文獎章。麥克尼爾於2016年7月8日逝世，享壽九十八歲。
審訂者
陳建仁
出生於香蕉王國的高雄縣旗山鎮，在家排行老七，個性爽朗、樂觀，喜歡大自然。畢業於台灣大學動物系、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班、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流行病學研究所博士班，專攻人類遺傳及遺傳流行病學。曾任台灣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所長、流行病學研究所創所所長、公共衛生學院院長、行政院衛生署署長、行政院國科會主委、中央研究院副院長。現為中華民國第14屆副總統。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、教育部國家講座、中央研究院院士、總統科學獎、世界科學院院士、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等。在國際著名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六百餘篇，著有《流行病學》、《流行病學原理與方法》等書。
楊玉齡
輔仁大學生物系畢業。曾任《牛頓》雜誌副總編輯、《天下》雜誌資深文稿編輯。目前為自由撰稿人，專事科學書籍翻譯、寫作。
著作《肝炎聖戰》（與羅時成合著）榮獲第一屆吳大猷科普創作首獎金籤獎、《台灣蛇毒傳奇》（與羅時成合著）獲行政院新聞局第二屆小太陽獎。
譯作《生物圈的未來》獲第二屆吳大猷科普譯作首獎金籤獎、《消失的湯匙》獲第六屆吳大猷科普譯作銀籤獎、《大自然的獵人》獲第一屆吳大猷科普譯作佳作獎、《小提琴家的大姆指》獲第七屆吳大猷科普譯作佳作獎、《雁鵝與勞倫茲》獲中國大陸第四屆全國優秀科普作品獎三等獎。另著有《一代醫人杜聰明》；譯有《基因聖戰》、《大腦開竅手冊》、《幻覺》等數十冊（以上皆天下文化出版）。
目錄
導讀 古往今來話傳染病史 陳建仁
緣起 史學家的漏網之魚
第1章 狩獵族群的行蹤
第2章 古文明世界的疾苦
第3章 歐亞疾病大鎔爐
第4章 蒙古帝國打通路徑
第5章 闖入美洲新世界
第6章 近代醫學大放異彩
附錄 中國流行病史
作者誌謝
名詞注釋
序/導讀
史學家忽略了傳染病
「從未遇過的傳染病襲擊人類族群時，會發生的慘劇」這類重大事件，歐洲歷史確實記錄了幾樁。十四世紀的黑死病可以算是最主要的代表，其次是十九世紀的霍亂大流行，後者破壞性雖然沒有那麼大，但卻是比較近代且記載較完備的案例。然而，歷史學家從來不把這些案例，視作重大傳染病暴發這種大型事件，因為這類與新疾病慘烈交手的早期案例，被深深的埋藏在過去，那時的紀錄殘缺不全，使得事件的規模和意義都輕易的遭到後人忽略。
在評鑑古代典籍時，史學家自然會受限於他們個人對傳染病的體驗。由於現代人已歷經過各種疾病，對於許多熟悉的傳染病，都練就出相當程度的免疫力，因此總能很快的鎮壓住一般的疫病流行；訓練有素的史學家，生活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，不由得會把疫病造成重大傷亡的所有論點，都當成誇大之辭。
事實上，從前的史學家之所以沒能適度看重這整個主題，基本原因是在於他們不了解「疾病在普遍具有罹病經驗的族群中暴發流行」與「同樣的疾病在缺乏免疫力的族群中蔓延」間的重大差別。史學家若預設在現代醫學出現之前，所有傳染病的模式，都和歐洲地區的傳染病模式大同小異，那麼疫病流行自然就沒什麼好提的，因此，史學家也傾向採用隨興的方式，把這類資料輕描淡寫過去，正如我在柯爾特斯的勝利中所閱讀到的一樣。
於是，流行病史成為古文物研究者的領地，他們興致勃勃的抄抄寫寫，記下一堆基本上沒什麼意義的數據，就只因為這些資料剛好就在手邊。不過，還是有黑死病以及其他幾個流行病例，都是在軍營內突然暴發疫病，因而扭轉了軍情，有時甚至決定了戰爭的勝敗。像這類插曲當然不可能遭人遺忘，但是它們所帶有的不可預測性，卻令史學家深感不自在。我們都希望人類歷史的軌跡有理可循，而史學家為了迎合大眾需求，通常也特別強調歷史中可計算、可定義而且多半也能控制的因素。然而，當疫病在戰時（或和平時期）成為決定歷史的關鍵因子時，這份解析歷史的努力恐怕徒勞無功。因此史學家總是低調處理這類重要的疫病事件。
當然，有一些圈外人會扮演提出異議的角色，例如美國細菌學家靳塞（Hans Zinsser），蒐集了一堆足以說明疾病的確舉足輕重的例子。因此，靳塞那本讀來令人津津有味的著作《老鼠、蝨子與歷史》（Rats, Lice and History）中，指出斑疹傷寒大流行，如何經常破壞國王與武士的錦囊妙計。
但這類書籍並未嘗試把疾病史擺進人類歷史中更重大的場景。這類書籍和其他書籍一樣，還是把偶爾暴發的疫病慘案，視為突發且無法預期的事件，這在本質上已超出史學詮釋的範圍，因此無法引起詮釋歷史的專業歷史學者的興趣。
本書藉由揭示各種疾病傳播的模式如何影響遠古與現代人類的歷史，想把流行病史帶入歷史詮釋的領域。我所做的諸多猜測及推論都仍在試探階段。我提出的這些論點，還有待精通各種難懂語言的專家，細心審視經典古籍，來加以確認或是糾正。像這類的學院派研究工作，往往需要寫成論文，做為「箭靶」，看是否經得起考驗。我提出的想法和猜測，應該合乎上述的要求，同時還能吸引讀者的注意力，使他們關心人類歷史諸多舊觀念之間所存在的重要鴻溝。
除了我必須提出的細節內容外，想必大家都會認同「進一步了解人類社群在自然平衡中不斷變遷的地位」，應該成為我們解析歷史的一部分，而且也沒有人能懷疑，傳染病在過去及現在都扮演關鍵性的角色。
（摘自 緣起〈史學家的漏網之魚〉）
再版導讀
宏觀的疾病文明史
李尚仁／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
長年任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加拿大裔歷史學者麥克尼爾 （William H. McNeill），於2016年7月8日以九十八歲高齡逝世。他的經典名著《瘟疫與人》中譯本在同一年度再版，可說是台灣對這位重要歷史學者極佳的致敬與紀念。麥克尼爾被視為是目前十分熱門的「世界史」（world history）研究領域的先驅，成名作是出版於1963年的《西方的興起》，該書的主標題或許會讓人以為麥克尼爾談的是「西方」的歷史，其實他討論的是數千年來人類各種文明的互動，以及西方如何於短短五百年間在此過程中興起。麥克尼爾另一本世界史名著是1982年出版的《權力的追求》（The Pursuit of Power），討論軍事與科技如何影響權力關係與人類社會。
《瘟疫與人》的內容更廣泛、企圖心也更大。表面看來該書探討的是疾病史，而此類研究早已有之，畢竟傳染病的暴發常會對歷史有重大影響。例如斑疹傷寒對遠征俄國的拿破崙大軍造成巨大傷害，或是中世紀晚期的瘟疫對歐洲封建制度的衝擊。然而，《瘟疫與人》處理的範圍遠超過個別事件、疫情與疾病，而企圖討論史前時期直到現代疾病如何影響人類的歷史。
簡潔原理看疾病史
儘管涉及的範圍龐大，《瘟疫與人》的基本解釋原理卻相當簡單，它建立於簡單的免疫學與疾病地理學觀念。簡而言之，人群接觸到來自不同環境的新病原時，常會因為缺乏免疫力而導致嚴重疫情與大量死亡。這種接觸可能是因為人群遷徙到新的環境，也可能是外來的人群或病媒將新的病原引入。接觸過微生物而仍存活者，則會產生一定的免疫力，當病原與免疫力達成平衡後，該疾病往往成為當地的風土病，尤其是兒童疾病，其殺傷力大減。
溫暖潮濕的熱帶森林，致病微生物種類多於寒冷乾燥的溫帶地區；擁擠城市的傳染病多於地廣人稀的鄉間；農業耕作和畜牧也會帶來更多的傳染病。除了病菌這類微型寄生物之外，人們還常常面臨榨取其勞動果實的巨型寄生物，像是統治者、征服者與殖民者等等。本書從這些基本原理出發，來探討生態、疾病與人類歷史的關係；從史前時代到現在的人類歷史，就是微型寄生物、巨型寄生物以及被寄生者之間的互動過程與結果。
《瘟疫與人》是生態史與環境史的重要經典，但它不是唯一的先驅。麥克尼爾自承在寫作《西方的興起》時，注意到一個奇特的現象：為何為數甚少的西班牙冒險家，能夠擊敗印加與阿茲特克等大帝國，進而征服美洲？許多證據顯示，其實是美洲原住民對西班牙人帶來的傳染病缺乏免疫力，遭到疫情嚴重打擊，而讓野心家有機可乘。麥克尼爾並不是頭一個研究此一課題的學者，美國歷史學家克羅斯比（Alfred W. Crosby, Jr.）稍早在1972年出版的《哥倫布大交換》，就是探討此一主題的生態史名著。
但《瘟疫與人》更進一步，試圖以生態因素解釋許多看似難解的歷史現象，像是玄奧的宗教教義。例如，相對於中國入世的儒教，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之所以教導人棄絕塵世，是由於印度溫暖的環境具有更多的傳染病，致使生產力低的人民在應付國家的稅賦之後，資源所剩無幾，因此發展出貶低物質世界的宗教。他還推測印度種姓制度的產生，是因為北方征服者為避免染上南方部落民族身上的寄生蟲病，所發展出的接觸禁忌。有趣的是，麥克尼爾在書中也否定過去疾病史常有的看法，像是梅毒是哥倫布的船隊從新大陸帶到歐洲的說法。
學界多方檢視
《瘟疫與人》一出版就廣受好評，學界大多讚賞其宏觀視野與大膽綜述所帶來的啟發。然而，如此充滿驚人之論的著作必然會引起批評，尤其是史料的使用與推論必遭到嚴格檢視。具有醫師資格，也專研疾病史與疾病地理學的著名醫學史學者艾克納希特（Erwin Ackerknecht, 1906-1988），就稱《瘟疫與人》為「科幻小說」。英國醫學史學者阿諾（David Arnold）1996年出版的《自然的問題》（The Problem of Nature）一書就宣稱，麥克尼爾對於黑死病與蒙古帝國擴張之間的解釋，具有高度臆測性質。阿諾提出許多的質疑，例如鼠疫真的是起源於中國雲南？會不會在十四世紀時中亞的老鼠就已經帶有鼠疫桿菌了？鼠疫真的是借助蒙古大軍傳播的嗎？會不會是氣候變遷導致帶菌的老鼠從原棲地出走，而使得人類與牠們接觸的機會大為增加？
此外，中國史籍關於疫病的記載大多十分簡略，在1330年代與1340年代大量發生的疫病，真的是鼠疫？還是其他傳染病？這種對於將現代醫學知識套用於過去史料的批評，在1990年代的醫學史學界達到高峰。學者懷疑能否透過史料記載，對過去的疾病進行「回顧診斷」，畢竟古代人對疾病的認知與描述和現代醫學大不相同，而古代醫者所信奉的體液說等醫學理論，也和現代細菌學大異其趣。除非有好的遺體標本，否則今天的學者也沒辦法對古代病人做細菌學檢驗，怎能光憑文字記載就斷定當時的人罹患的是何種疾病，甚至進而做出各種令人嘖嘖稱奇的歷史推論？
歷史經典瑕不掩瑜
不過，正如任教於牛津大學的著名醫學史學者哈里森（Mark Harrison）所指出，學者如果採取這樣徹底的懷疑態度，認為不同歷史時期、不同文化所描述記載的疾病，絕對無法對應到今天的疾病分類，那麼就不可能進行任何長時段、大地理範圍的疾病史研究，更遑論進行跨文化的比較研究。
換句話說，要不要做回溯診斷以及進行疾病生態史的推論，需要看探討的是何種議題而定。如果學者追問的是社會文化與醫學理論，如何影響對疾病的認識與治療，那當然不需要借助現代醫學來做回溯診斷。但如果要宏觀了解生態、經濟與長時程歷史的關係，在某種程度上，透過現代科學知識來揣摩當時的疾病種類，仍舊是無可避免的。在《疾病與現代世界》（Disease and the Modern World）這本書中，哈里森強調執著於這樣的爭論是沒有益處的，疾病史的研究應該要「百花齊放」。
《瘟疫與人》這樣的經典，影響力有時會出現在出乎意料的地方。法國學者拉圖（Bruno Latour）往往被視為是對科學與科技有著激進看法的前衛思想家，他有時也被某些人批評為極端相對主義者。然而，麥克尼爾在《瘟疫與人》書中，將微生物與人類帝國比喻為微型寄生物與巨型寄生物，以吞食消化來比喻族群與文明的征服、消長乃至滅絕，此種看法成為拉圖的《巴斯德的實驗室》一書的靈感來源之一，不只多次加以引用，而且還大為讚賞。
麥克尼爾以同樣的視野看待微型寄生物與巨型寄生物，正符合拉圖將人類與非人類（微生物、動植物、機械甚至整個地球）都當成網絡中的行動者的理論觀點。強調科學推論的環境決定論與前衛的相對主義建構論，在此出現奇特的交會，這也許就是麥克尼爾的史學想像，展現於《瘟疫與人》的奇特魅力。
家學淵源
最後值得一提的是，麥克尼爾一家祖孫三代都是歷史學者。他的父親約翰・麥克尼爾（John McNeill）是長老會牧師，也是研究基督教史的學者。他的兒子約翰・勞勃・麥克尼爾（John Robert McNeill）是目前仍很活躍的傑出歷史學者，和乃父一樣專攻世界史與環境史，著有《太陽底下的新鮮事》，更和父親合寫了《文明之網》。這兩本書在台灣都已有中譯本出版。勞勃・麥克尼爾在史學上克紹箕裘，甚至在父親成名的疾病環境史研究領域也發光發熱，他在2010年出版的《蚊子帝國》（Mosquito Empires），探討歐洲殖民加勒比海區域以來，黃熱病與瘧疾等病媒蚊傳播的熱帶疾病，以及該區域頻繁發生的戰事，如何塑造此地的歷史。此書出版以來獲得學界極大的好評，讚譽不斷。《蚊子帝國》的卓越成就，或許正說明了《瘟疫與人》所開拓的研究途徑，在更細膩的分析方式下，仍可帶來豐碩的史學成果。
試閱
然而，文字證據還是能清楚的證明，流行性疾病的確曾在古代中東地區出現過。在巴比倫的《吉爾伽美什史詩》（Epic of Gilgamesh）所提及的災難中，曾把河水氾濫描述為「瘟疫之神造訪」，另一本年代相仿的埃及古籍（西元前2000年），也曾把對法老王的敬畏，拿來和某個瘟疫年時對疾病之神的敬畏相提並論。
在中國也一樣，根據最古老的可辨識文字（約西元前十三世紀）中，顯露出當時的人們對傳染性流行病已相當熟悉。古代河南安陽的統治者曾經問道：「今年是否為疾年，又有幾許人喪命？」於是，他的卜卦專家便把這個問題，以現代學者能讀懂的文字型式，記錄在羊的肩胛骨上，以便在祭典時，向神明尋求答案。《聖經》的文字記載，雖然年代要晚了許多，但是其中可能保存了可追溯到差不多同個時期的口傳歷史。因此，在〈出埃及記〉中所描述的埃及疫病，可能真的有歷史根據。其中曾經提到，摩西為埃及招來的疫病是「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瘡」，不只如此，單單一個晚上，某種致命的災難降臨埃及的長子、長女，使得「無一家不死一個人的」。
我們也可以把上帝懲罰非利士人（Philistines）扣押約櫃、上帝對大衛罪孽的懲罰（若《聖經》所言屬實，即把一百三十萬名以色列、猶太壯丁中的八萬人殺死），又或者耶和華使者造訪，一夜之間「在亞述營中殺了十八萬五千人」〔迫使亞述王辛那赫里布（Sennacherib）自猶太撤軍，沒能拿下耶路撒冷城〕等等事件，視為流行病的造訪。
根據這些章節，這群舊約《聖經》的作者，在西元前1000年到西元前500年間，把這些文章寫成當時的格式時，就已經相當了解突然暴發致命疾病的可能性，而且還把這類流行病解釋為上帝的懲罰。現代譯者都習慣用「plague」這個字來形容大規模的傳染疫病，因為歐洲持續受到這股致命威力的疾病侵擾，直到十八世紀才定出淋巴腺鼠疫（bubonic plague，即黑死病）這個名詞。不過，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假設古代那些流行病，也是淋巴腺鼠疫的大暴發。任何一種熟悉的文明性傳染病，不論是經由呼吸道傳染（如麻疹、天花或感冒），或是經由消化道（如霍亂和痢疾），都可能造成《聖經》裡那種突然暴發的大規模死亡。
